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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 濟南 被無罪釋放7個月后 濟南地產商被扣的財物為何難返還?

調查 | 濟南 被無罪釋放7個月后 濟南地產商被扣的財物為何難返還?

加拿大中國經濟周刊 提交于 周二, 07/30/2019 -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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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與“返還被扣押財物”被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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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自由的7年多時間里,刁繼龍不僅財產被扣押,其曾參與開發的奧體西苑項目1-2#地塊如今也已由其他公司開發。(《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陳惟杉 攝)

濟南地產商刁繼龍被無罪釋放至今已7個月,但其被扣押財物返還一事卻陷入僵局。

刁繼龍案發2011年,當年7月,他因涉嫌合同詐騙罪被刑事拘留,此后7年多的時間里,他兩次被濟南中院判處無期徒刑,山東高院先后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程序違法”為由,兩次裁定撤銷原判,發回濟南中院重審。

2018年9月,濟南市人民檢察院決定對刁繼龍不起訴,原因是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下稱“歷下區分局”)認定的犯罪證據不足。(編者注:相關案情詳見《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12月17日報道《濟南地產商七年洗冤錄》)

“國家賠償”與“返還被扣押財物”被混為一談?

“關于財產返還一事,幾個月來歷下區分局與檢察院之間一直在踢皮球。”2018年11月,刁繼龍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刁繼龍告訴記者,在被無罪釋放后的第二天,他便前往歷下區分局要求返還被扣押的財物。

據他當時介紹,他多次聯系歷下區分局經偵支隊相關負責人,對方稱需要檢察院出具通知才能返還扣押清單中的財產。濟南市人民檢察院方面則稱,相關辦案人員已經借調至最高檢,需要等他回來才能開展相關工作。

歷下區分局經偵支隊負責人也曾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正常程序應為公安機關將扣押的財產移送至檢察院、法院,但公安機關被要求代管,“現在需要檢察院給出文書,我們該怎么解決再怎么解決。”

濟南中院2013年11月作出的判決顯示,案發后,扣押、凍結財物價值超過777萬元,其中包括超過170萬元現金、8輛汽車、一宗辦公用品、一只手表等。

《公安機關涉案財物管理若干規定》明確提出,對于刑事案件依法撤銷、行政案件因違法事實不能成立而作出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規有關規定另行處理的以外,公安機關應當解除對涉案財物采取的相關措施并返還當事人。

如今距離被無罪釋放已8個月,刁繼龍被扣押的財物是否被返還?

據刁繼龍介紹,2018年12月24日,歷下區分局已將所扣押的公司證件、印章、賬目和銀行卡返還給自己,但并未返還所扣押的車輛、房屋及家具等財物。

2018年12月26日,刁繼龍向歷下區分局遞交《關于返還被扣押車輛、房產、家具等財物的申請》,所列財物包括8輛車、兩套房產與若干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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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下區分局向刁繼龍發出“國家賠償申請補正通知書”,要求他提供與被扣押財物的所有權關系證明等多項材料。

刁繼龍告訴記者,之后,歷下區分局要求他以國家賠償的名義提出申請,“我曾提出異議,認為返還被扣押財物與國家賠償是兩個概念,但對方稱:‘不管怎樣都要按國家賠償來進行,如果不配合那這事無法辦理’,我就按照要求再次提出申請。”

2019年1月16日,歷下區分局向刁繼龍發出“國家賠償申請補正通知書”,要求他補正多項材料,如被扣押財物當時的來源證明(包括購買時的發票、購買時的資金銀行流水憑證)、能夠證明當時刁繼龍與被扣押財物的所有權關系證明等等。

“這不就是‘奇葩證明’嗎?”刁繼龍認為,“當年扣押了我的財物,返還時為何還要證明這些財物是我的?如果這些財物不是我的,當年為何要扣押?”

而今年3月1日,歷下區分局向刁繼龍發出“國家賠償中止審查通知書”稱,山東高院已于2019年1月9日先于歷下區分局受理了刁繼龍基于同一事實提出的賠償請求,歷下區分局應當根據山東高院作出具體決定后繼續進行審查。

“這是偷換概念,返還被扣押財物是返還被扣押財物,國家賠償是國家賠償。”刁繼龍認為,自己確于今年年初向山東高院申請國家賠償,但這與返還被扣押財物不能混為一談。

車輛、房產該怎么還?

對于刁繼龍被扣押財物的返還情況,4月4日,歷下區分局宣傳部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返還財產事宜正在按照國家賠償的相關法律走程序,返還已經在進行。

“被扣押后不會有折損的財物均已返還,如現金等,有損耗的財物需要走國家賠償的程序。”該工作人員表示,“扣押的車輛一直在我們這里,不是我們不返還給他,而是刁繼龍認為車輛有損耗,要走國家賠償的手續,申請原車價值的賠償。”

“被扣押的車輛一直在被違法使用,車已經被開爛了,我憑什么要這些舊車?對方提出給車輛折價,我也表示認同,但對方隨后又變卦稱沒錢。”刁繼龍稱,“我怎么能向公安機關提國家賠償,國家賠償應該向法院要,而不是向公安機關要。”

在2018年接受記者采訪時,刁繼龍稱,有辦案人員將其車輛扣押后,個人長期使用多部車輛達4年多,僅在濟南市區的治安卡口上就顯示了百余次。他曾就此向辦案單位提出疑問,對方稱這是因將被扣車輛開往拍賣行造成的。

除車輛外,刁繼龍要求返還的另一項重要財物是兩套房產。

刁繼龍介紹,自己位于濟南海爾綠城的兩套房產被查封后,歷下區分局曾將兩套房屋超過150萬元的首付款從開發商處拿走,“歷下區分局提出將這150多萬元返還給我,但我提出應返還房產原物并恢復被扣押時的權利狀態。”

記者在刁繼龍提供的一份《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單》上看到,歷下區分局確曾扣押超150萬元現金,注明“此為刁繼龍盜用李孝芳名義實所支付的房款”,并蓋有濟南海爾綠城置業有限公司公章,落款時間為2012年12月6日。

刁繼龍認為,自己當時正按期向銀行償還兩套房屋的貸款,公安機關不應從開發商處拿走首付款,“現在應該把錢原路退回去,對方也答應與開發商協商,但至今沒有結果。”

對于刁繼龍提出的被扣押的房產、家具等財物的返還情況,上述歷下區分局工作人員稱,其實很多細節與他說的完全不一致,但這是公檢法三家的事,公安機關單方面不便對外發布信息、接受采訪,“一些具體細節的發布可以再等一等。”

年初申請國家賠償超5億元

除了向歷下區公安局要求返還被扣押財物,今年1月3日,刁繼龍不服濟南中院此前作出的國家賠償決定,向山東高院申請作出賠償決定。

2018年12月,濟南中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書,明確了濟南中院為賠償義務機關,并賠償刁繼龍被侵犯人身自由2625天的賠償金747442.5元,支付刁繼龍精神損害撫慰金26.1萬元。兩項合計近101萬元。

但刁繼龍認為,漫長的刑事訴訟程序不僅侵犯了賠償申請人的人身自由權,更嚴重的是對賠償請求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影響,濟南中院僅按照人身自由賠償金的35%確定精神撫慰金顯然過低,難以撫慰受到多年牢獄之冤的賠償請求人。

他同時認為,賠償請求人被羈押前從事房地產開發行業,系山東楷康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7年的羈押給賠償請求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其大量財產被查封、凍結、扣押,造成包括車輛在內的財產貶值損失、公司營業預期收益損失等。

刁繼龍于2019年初向山東高院申請國家賠償,金額合計超5.7億元。1月9日,山東高院決定受理刁繼龍的國家賠償申請,尚未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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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陳惟杉 | 北京報道

責編:陳棟棟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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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關注

201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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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 濟南,地產商七年洗冤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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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2日,濟南地產商刁繼龍被無罪釋放,這距離他在2011年7月7日因涉嫌合同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已過去7年多。

其間,2013年11月、2016年2月,濟南市中院兩次判處刁繼龍無期徒刑;2014年12月、2017年9月,山東省高院先后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程序違法”為由,兩次裁定撤銷原判,發回濟南市中院重審。

7年時間、兩次被判無期、兩次被省高院發回重審,重獲自由的刁繼龍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感慨:“我的案子有那么復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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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體西苑項目1-2# 地塊現狀(《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陳惟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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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不捕你,但我們不放你”

2011年7月6日,正在濟南市歷下區舜耕山莊組織公司人員開會的山東楷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楷康公司”)總經理刁繼龍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合同詐騙。

事起刁繼龍被捕的3個多月前。

2011年3月15日,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下稱“歷下區分局”)經偵大隊接到張華報案稱,山東明洋投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進于2010年9月、11月,先后兩次利用簽訂借款合同詐騙她共計795.48萬元,至今沒有歸還。

5月11日,歷下區分局立案偵查董進合同詐騙案。

刁繼龍為何會卷入董進合同詐騙案?歷下區分局經偵大隊經調查認為,其與董進利用虛假的擔保,虛構收購事實,簽訂借款合同后拒不歸還。

一份蓋有歷下區分局經偵大隊公章的“發破案經過”文件稱,董進以刁繼龍的楷康公司開發的“鳳還閣院”商品房項目做抵押擔保,與張華簽訂借款合同,“但該商品房并未取得土地,沒有任何手續,房子根本不存在,該合同的擔保是虛假的。”而刁繼龍分得795.48萬元中的319萬元。

2011年7月7日,刁繼龍被拘留。一個月后,歷下區分局向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刁繼龍。

但在當年8月13日,歷下區人民檢察院做出不予逮捕決定書,稱“犯罪嫌疑人刁繼龍犯罪的事實不清”。因檢察院不予批捕,同日,歷下區分局向濟南市看守所發出釋放通知書。

但刁繼龍并未因此重獲自由。他回憶,當時有歷下區分局辦案人員對他說:“老刁,檢察院不捕你,但我們不放你。”

在歷下區人民檢察院做出不予逮捕決定書的前兩日,即8月11日,山東省中醫院職工蔡愛華等人到歷下區分局經偵大隊報案稱,楷康公司在沒有取得房屋銷售許可證的情況下,以返本銷售房屋的形式,面向社會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2000余萬元。所謂“房屋”即指“鳳還閣院”商品房項目。

2011年8月12日,歷下區分局對楷康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偵查。歷下區人民檢察院做出不予批捕決定、歷下區分局向濟南市看守所發出釋放通知書的當天,刁繼龍再次被拘留。

刁繼龍回憶,自己從看守所出來后,“坐著警車在街上轉了一圈后又被帶回了看守所”。

有購房者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其在2009年濟南秋季房展會上看到“鳳還閣院”項目廣告,均價為每平方米7000多元,并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時繳納30萬元預付款,“當時知道項目的土地使用證沒有辦下來。”

據這位購房者回憶,2011年“五一”前,自己聽說項目用地可能出現問題,到楷康公司詢問時,對方還給出了退還預付款的選項,“五一”后他才得知刁繼龍被抓。“報案時歷下區分局經偵支隊很熱鬧,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一兩點,很多購房者連夜做筆錄,因為當時得到消息說檢察院可能要把他無罪釋放,我們以為他是詐騙后要跑。”

2011年9月13日,歷下區分局以刁繼龍涉嫌合同詐騙、集資詐騙再次向歷下區人民檢察院提請批捕,查明的犯罪事實中除楷康公司“公開向社會出售實際并不存在的‘鳳還閣院’樓盤房屋”外,還包括其與董進預謀騙取張華資金等。

此后,歷下區分局多次以“案情復雜”為由,提請批準延長刁繼龍羈押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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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被判無期,省高院兩次發回重審

2012年10月15日,山東省濟南市人民檢察院指控刁繼龍犯合同詐騙罪,向濟南中院提起公訴。

濟南中院認為,刁繼龍合同詐騙的事實包括兩起:一是公開向社會出售實際并不存在的“鳳還閣院”樓盤,以簽訂購房意向書并繳納預付款的方式騙取94名被害人的購房款近3000萬元;二是其與董進合謀,以后者在楷康公司“開發”的“鳳還閣院”樓盤中擁有房產作擔保騙取張華資金。

2013年11月7日,濟南中院判處刁繼龍無期徒刑。宣判后,刁繼龍不服,上訴至山東高院。

2014年12月24日,山東高院做出裁定,認為“原審判決認定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濟南中院重審。

2016年2月1日,濟南中院維持原判。刁繼龍再次提出上訴。

2017年9月22日,山東高院做出終審裁定,濟南中院此前的判決再次被撤銷,案件被發回重審。

山東高院認為,原審法院在重新審判過程中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未保障上訴人刁繼龍申請證人陳勇出庭作證等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

陳勇是誰?其未能出庭作證為何可能影響公正審判?

陳勇,2009年時系濟南市歷下區燕山工業小區開發建設總公司(下稱“燕山公司”)法人代表、總經理。楷康公司正是與燕山公司合作開發位于奧體西苑項目1-2#地塊內的項目,即楷康公司對外宣稱的“鳳還閣院”樓盤。

兩家公司簽訂的《奧體西苑項目合作開發協議書》(下稱“合作協議”)顯示,燕山公司承諾經招拍掛取得奧體西苑土地使用權后,將合作項目用地獨立出來辦理單獨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并承諾于2009年10月15日前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證》。

刁繼龍在幾次庭審中均稱,“鳳還閣院”項目是真實存在的,因燕山公司違約,才無法實際履行,他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但濟南中院此前兩次均采信燕山公司計劃科科長昝戈的證言:2009年8月,燕山公司與楷康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只是一個意向書,因為當時土地還沒有招拍掛,即使參加競標,也不一定就能拿到土地。“不清楚楷康公司已開始對外銷售房屋,也沒聽說過‘鳳還閣院’樓盤。”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看到陳勇寫于2016年8月5日的一份“證明材料”,其中所述內容與此前濟南中院予以采信的昝戈證言完全相悖。

陳勇稱合作協議并非草簽意向,而且根據合作協議約定,燕山公司必須拿到項目土地,而非“不一定拿到項目用地”,這是由燕山公司作為政府土地熟化平臺的性質所決定的。他還表示,楷康公司“在未辦理土地使用權時先采取‘讓利認購’是通用正常的商業行為,是燕山公司認可的”。

案件于2017年9月22日第二次被發回濟南中院重審,在因需要補充偵查兩次建議延期審理本案后,濟南市人民檢察院于2018年9月10日做出不起訴決定,給出的理由是:“本院認為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認定的犯罪證據不足:現有證據證實刁繼龍具有非法占有涉案資金主觀故意的證據不足,致使本案證據未能達到確實充分,不符合起訴條件。”

2018年9月12日,濟南市看守所釋放刁繼龍,而釋放證明書中原因一欄的表述為“其他”。

時隔7年多,刁繼龍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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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7年難平反因涉“官貸”?

從刁繼龍被批捕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幾乎在歷下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次對刁繼龍涉嫌合同詐騙案決定不予批捕的同時,歷下區分局便對楷康公司另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偵查,并對刁繼龍進行拘留。

在被羈押的7年多里,刁繼龍寫下多份“申冤書”。他在2018年3月致山東省監察委領導的申冤書中稱,自己是歷下區分局從事高利貸經營行為的受害者。

刁繼龍為何認為自己卷入的民間借貸事涉歷下區分局?

2013年11月的濟南中院判決書稱,2010年7月,董進與齊貴舟相識后,得知齊貴舟受張華委托進行資金投資。為滿足齊貴舟提出的借款需提供擔保的要求,董進與刁繼龍合謀以董進在“鳳還閣院”樓盤中的房產作擔保騙取資金。當年9月、11月,董進先后騙得張華658萬元、137.48萬元,合計795.48萬元。(編者注:董進先后以月息6%借款700萬元、140萬元,在扣除“砍頭息”后實際到手658萬元、137.48萬元)董進分得476.48萬元,刁繼龍分得319萬元。

齊貴舟是張華的親家,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歷下區分局民警。

刁繼龍稱,319萬元是自己從董進處借得,“為期3個月,月息13.2%(42萬元)。事先并不清楚董進的資金來源。”換句話說,刁繼龍認為董進是借款主體,自己只是向董進借款,并稱董進給齊貴舟講的擁有楷康公司房產一事是其個人編造。

刁繼龍說,自己已于2010年10月、11月分三次向董進支付利息,并在借款到期后得知董進的資金來源,在2010年12月到2011年3月間付清319萬元本金。

在刁繼龍提供給《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的一份書面自述材料中,稱自己在2011年7月5日,即被刑事拘留前便被非法拘禁,其間,齊貴舟曾對他講,董進沒有錢了,讓我替他還上就放我。“他們折磨了我一夜,我真的承受不住了,沒有辦法,不該我還的錢我也只有答應替董進還了。” 刁繼龍稱,他迫于壓力又替董進承擔債務339萬元。

按照刁繼龍的說法,他已經償還張華658萬元。判決書也顯示:借款到期后,刁繼龍、董進拒不歸還借款,張華向公安機關報案,刁繼龍歸還給張華658萬元,張華實際損失53.48萬元。

張華放款的月息為6%,已屬于高利貸。而既是張華親家,又是歷下區分局民警的齊貴舟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注意到,2010年6月,齊貴舟為負責人的濟南市新大洲貿易中心解放路分中心(甲方,下稱“解放路分中心”)與張華(乙方)達成一份“合作協議”,乙方委托甲方辦理經濟貿易合作服務事項,并規定甲方所選擇的合作伙伴或者合作項目與乙方簽訂正式合同并履行結束后,乙方應當向甲方繳納一定的經濟貿易咨詢費用,為合同總額的百分之二。

那么,齊貴舟擔任負責人的解放路分中心又是一家怎樣的機構?營業執照顯示,其地址位于歷下區分局院內,一般經營項目中包括“經濟貿易咨詢”。

記者在一份“營業單位開業登記申請書”上看到,解放路分中心的隸屬單位為“濟南市新大洲貿易中心”,而后者的主管部門(出資人)是濟南市公安局。

刁繼龍稱,董進名義上向張華借款,齊貴舟是借貸中間人,但實際上齊貴舟才是資金經手者,張華只是個幌子,真正的資金來源是歷下區分局公款,在放出的款收不回來后,歷下區分局實質上是在為自己追債。他甚至猜測稱,歷下區分局希望拿他的錢去補無法收回的貸款的窟窿。

歷下區分局宣傳部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證實齊貴舟確實曾是歷下區分局民警,但否認歷下區分局曾參與放貸。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試圖聯系齊貴舟、張華,但截至發稿,對方并未接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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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元資產失蹤”是否是造謠?

2018年9月,被無罪釋放后的第二天,刁繼龍便前往歷下區分局要求返回其被扣押的財產。

刁繼龍介紹,他曾多次聯系歷下區分局經偵支隊相關負責人,對方稱需要檢察院出具通知才能返還扣押清單中現有的財產。濟南市人民檢察院方面則稱,相關辦案人員已經借調至最高檢,需要等他回來才能開展相關工作。

歷下區分局經偵支隊負責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正常程序應為公安機關將扣押的財產移送至檢察院、法院,但對方要求公安機關代管,“現在需要檢察院給出文書,我們該怎么解決再怎么解決。”

“關于財產返還一事,幾個月來歷下區分局與檢察院之間一直在踢皮球。”刁繼龍說。

2013年11月濟南中院的判決書顯示,案發后,扣押、凍結刁繼龍的財物價值超過777萬元,其中包括超過170萬元現金、8輛汽車、一宗辦公用品、一塊手表等。

但刁繼龍認為,除去扣押清單中的財產,他還有大量財物不知去向。

刁繼龍稱,其位于佛山公園附近的皇冠山莊住宅中的貴重財物被洗劫一空,在他開列的一份“丟失的財產的部分清單”中,包括徐悲鴻畫的馬一幅、宋代瓷瓶一個、現金40余萬元等在內的古玩、字畫、現金,總價值超過2000萬元。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看到的一份“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單(皇冠山莊)”顯示,被扣押的物品共14件,主要為電視機、微波爐、寫字臺、沙發等電器、家具。其中并沒有刁繼龍所稱的古玩、字畫、現金等物品。

對于是否有被扣押財產并未出現在扣押清單中的問題,上述歷下區分局經偵支隊負責人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回應說:“這是造謠,扣押時都有見證人簽字。”

雙方各執一詞。

此外,刁繼龍還稱扣押財產被違法處置,有辦案人員將其車輛扣押后,個人長期使用多部車輛達4年多,僅在濟南市區的治安卡口上就顯示了百余次。刁繼龍曾就此向辦案單位提出疑問,對方稱這是因將被扣車輛開往拍賣行造成的。

除去要求辦案單位歸還被扣押的資產,刁繼龍也要求獲得國家賠償。

10月9日,濟南中院受理刁繼龍國家賠償申請。12月5日,濟南中院做出國家賠償決定,自2011年7月7日被刑事拘留至2018年9月12日被釋放,共計被羈押2625天的刁繼龍獲賠償金747442.5元,另獲精神損害撫慰金261000元,兩者相加約101萬元。

而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的多位“鳳還閣院”購房者均表示,多年來由于案件始終未能結案,當年繳納的預付款至今也沒有被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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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陳惟杉 | 濟南報道

責編:周琦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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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關注

201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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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I ? 本刊濟南紀行: 山東儒商大會外,透過細節,還能照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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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27日,我參加儒商大會前期的煙臺市委市府在濟南的雙招雙引會,意外地開始了在濟南的感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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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媒體和坊間,對山東的失望和無奈流傳頗廣,對省委省府的振興計劃,也非一致看好。結合我對山東的了解,來濟前,我是有心理準備的。

在預訂的香格里拉酒店,因儒商大會的工作量大,我的房間開房延遲了,又因我引進的一個外資項目遇到似是而非的障礙,心情不是很好。辦入住時,就隨口跟兩位服務員抱怨了幾句。兩人連連道歉。雖然延遲的責任與他倆無關,但我明顯感覺到了兩人的歉意不是程式化的,是滿滿的真誠,和對酒店的責任感。

這種責任感讓我很感動。現在,二十出頭的年紀,少有這種責任感了。還送了幾項服務免單,反倒讓我不好意思了。

后來這兩個年青人又幫我服務過,真的很棒很周到,我特意問了兩人的名字,想在預訂平臺上表揚他們。我相信這樣的年青人會被酒店和來賓認可,相信有責任感的人會更快進步。

這樣的年輕人,在這里到處可以遇到。我退房時趕時間,忘了訂車,禮賓部一姑娘用自己的手機,在最短的時間內,幫我叫來了首汽約車,上車后才知道,姑娘連車費都幫我付了。

來濟的第一站,我感受到了真誠周到,不是培訓出來的程式化的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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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被他們感動了,本該2816點整發車的G1849,晚點了。當我16:05不抱希望地趕到車站二層,正趕上開始檢票。高鐵,被我追上了。

能追上高鐵,除了應感謝幫我約車的小姑娘,還要感謝首汽約車的司機先生,他調整了兩次行車路線,還教我下車后怎樣抄近路進站。他的車號是魯AS1C29,我不知道怎么轉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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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周到的細節,在這個山東的省會城市,好像隨處可以遇到:

可能職業習慣,每次出差,都會多坐公交,盡量多感受些當地的市民生態。這次也一樣,順便再去山東商務廳辦件事。

在山東商務廳外貿處,臨時代班的小鮑,是個同樣真誠周到的姑娘。有個具體的政策她不是很清楚,為了不耽誤我的時間,她留下我的聯系方式,跟相關處室反復確認清楚后,又在電話上給我做了詳細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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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等K39路公交車回酒店,發現沒零錢了。就到東八里洼公交站旁唯一的一個便利店換點零錢。本想按以往經驗,隨便買點兒什么,零錢就換開了。否則,老板大多是不高興的。但我臨時又想試試不買東西,直接換錢。沒想到老板很痛快就換了,甚至還有些歉意地解釋:“我就幾個一塊的硬幣了,給您紙幣吧。”

在回程的公交車上,一位靠窗的乘客到站下車了,空出的座位暴曬在午后的陽光下。旁邊靠過道座位上,是位正在看手機的白皙小姑娘,沒想到的是,她見我站在旁邊,就非常自然地移進窗旁曬著的座位,并示意我坐她原來的座位。我真的很感動,忙說“謝謝”。我知道現在的女孩兒都怕曬,也知道陽光下看手機,眼睛會很難受。她只是很自然地回一句:“沒事兒”,繼續看手機。一瞬間,那種久違的溫暖,碰著我了。

······ 平凡如你我,茫茫人海間,瑣碎細微處,不經意間,總有相同的溫暖幸福感,自心底升騰,彌漫久遠。心中有花,花自分外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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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些細節,真的有一種幸福感。

1978年的九月底,我在濟南短住過10多天,后來多次回國出差時路過,但沒能停留。有時想起來,挺想再看看濟南。

整整四十年后再訪濟南,雖短暫,這個山東的省會,沒讓我失望。

人們常說,“細節里有魔鬼”、“細節決定成敗”。我真切的感到,這些“真誠周到”的細節,是濟南人的真情流露,是他們自然而然的生活狀態,是發自心底的善良。如果追根溯源,是儒家文化的千年積淀,是儒家主旨:“仁者,愛人”的日常。與這樣的人在一起,人,會很舒暢。在這樣的環境里營商,心,會很敞亮。

我覺得,儒商大會,是一個極好的焦點,會聚焦世界的目光,展現山東人的真誠周到。

我相信,山東,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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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中國經濟周刊》 ? 魯興 ?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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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關注

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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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I ??吳永正:我要搞清吳英到底有多少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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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吳英代理人藺文財在網上發布一封申訴書,認為法院在審理吳英案時,規避了吳英名下本色集團與債權人之間的聯營關系。其申訴書請求查明當事人之間“松散型”聯營和單位行為后,撤銷此前刑事判決,依法改判吳英無罪。藺文財的公開申訴發布后,引發了吳英最大債權人林衛平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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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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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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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案又起波瀾。

11月25日,吳英代理人藺文財在網上發布一封申訴書,認為法院在審理吳英案時,規避了吳英名下本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本色集團)與債權人之間的聯營關系。其申訴書請求查明當事人之間“松散型”聯營和單位行為后,撤銷此前刑事判決,依法改判吳英無罪。

藺文財的公開申訴發布后,引發了吳英最大債權人林衛平的抗議。

2007年2月7日,吳英在北京被來自浙江省東陽市的公安帶走,同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逮捕,此后兩次以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死刑。一審二審法院認為,吳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隱瞞其巨額負債和大量虛假注冊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實際經營等真相,虛構資金用途,非法集資人民幣7.7億余元, 實際騙取3.8億余元,并將巨額贓款隨意處置和肆意揮霍等,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罪行極其嚴重。

2012年,最高院未核準死刑,最終改判為死緩。案件一度成為輿論焦點,引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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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債權人曾簽訂債轉股協議?

藺文財在申訴書中稱,吳英與債權人存在“松散型”聯營。他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吳英以本色集團名義向債權人發出合伙投資要約邀請,債權人接受要約邀請后,交款借款時,有些已注明合伙投資的具體數額、時間長短、利潤分配百分比額度等。”

申訴書稱,吳英以本色集團名義投資項目時,帶著債權人進行了項目考察,債權人作出明確表示后才投資。

“最大債權人林衛平已經與本色集團簽訂了債轉股協議,確定了雙方的聯營關系。”藺文財認為,把林衛平與本色集團之間的多次大額資金流動,簡單認定為借款,“很不符合常理”。

藺文財還要求區分吳英及本色集團兩者的角色。住宅和商鋪等資產至今“尚未依法處理,但能夠證明房屋財產所有權人是本色集團法人單位,而不能歸本色集團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人吳英個人所有”。申訴書強調,吳英案中的實際行為主體,是本色集團而非吳英本人。

此外,藺文財稱,金華市中院“沒有認真查明東陽警方扣押財產所有權歸屬”,導致吳英欠款3.8億元無力償還,本色集團被扣押的數億元財產難于處置。

他在申訴書中說,本色集團與債權人考察項目后,購買了共計36780.95㎡的房產(其中住宅總面積18323.95㎡,商鋪總面積18457.00㎡),作為本色集團存儲房經營,計劃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獲得利潤后共同受益。“東陽警方查封扣押了本色集團財產后,金華市檢察院沒有對本色集團提起公訴”,導致東陽警方未隨卷移送被查封扣押的本色集團財產,造成金華市中院無法認定本色集團持有數億元財產,僅認定吳英欠款3.8億元無力償還,卻未說明這3.8億元用于購買了房產等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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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衛平否認吳英“不存在詐騙”一說

針對藺文財的網上申訴,吳英最大債權人林衛平公開回應,表示要澄清三點:“一、我占吳英案80%多的債權,當初沒有一分錢與吳英及本色集團有過聯營的意向。二、考察過的唯一項目——湖北荊門地產項目僅僅投入了1600余萬元,占總額4.7億元的4%左右。三、文章所說的‘債轉股’,是2007年2月7日吳英被抓后,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2月9日我去公司召開中層以上班子會議,決定由我擔任執行董事而已!”

吳英的父親吳永正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林衛平擔任執行董事時,并不知道吳英已經被公安機關帶走,“當時包括林衛平和我,大家都以為吳英又被綁架了,因為此前的2006年12月就發生過一次綁架。”

吳英案發之前,專做“資金生意”的林衛平信譽良好,義烏老板們都將閑錢放到他那里去放貸。他前后借給吳英近4.3億元,最終沒追回的有3.2億元,占吳英3.8億元總債務的絕大部分。作為資金“掮客”,林衛平的“上線”債權人又有五六十人。吳英案發后,林衛平也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捕入獄,直至2011年獲得假釋。

2012年,吳英的辯護律師楊照東曾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從2007年10月份介入這個案子,歷時近5年時間,經歷過一審二審,翻閱所有的卷宗,至今為止(2012年)沒有聽到過這11個債權人(編者注:吳英的11個直接債權人)當中的任何一個人認為吳英是在詐騙他。”

楊照東曾經到監獄里見過林衛平,“林衛平跟我講,吳英就是和他在做生意,生意虧本了還不上錢,他從來不認為吳英是在騙他。”

但在2018年11月28日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林衛平否認了吳英“不存在詐騙”一說,并明確表示吳英案的判決結果是公平公正的。“即使吳英購置了很多房產,但其價值遠遠不夠償還債務。而且她把錢用在哪里,也沒有跟我說清楚過。”

吳永正則認為,林衛平的這種言論是不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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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處置的分歧

在吳英案發近12年后,林衛平與吳英方面的主要交織點在于資產處置。

2012年浙江省高院對吳英案作出終審判決后,其名下資產至今未能完成處置,吳英從獄中寄出的書信多次要求處置資產并償還債務。

接近林衛平與吳家的人士普遍認為,推動吳英資產處置是他們的共同愿望,但出發點不同。

吳永正說:“還債是我們的共同目的,但我還有另一個目的是林衛平沒有的——我要通過處置,搞清楚吳英名下資產到底值多少錢。如果吳英的資產大于債務,那她集資詐騙的罪名還成立嗎?但林衛平只想清償債務,能拿一點算一點。”

林衛平的目的也得到很多人理解,畢竟他自己的“上線”債權人還有不少。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目前根本無力償還自己的債務。

一位接近林衛平的人士描述,這位曾經的資金“掮客”,出獄后完全失去了往日風光,甚至有時與人交談都顯得唯唯諾諾。

正因為如此,林衛平對于資產處置的態度是務實的。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目前自己對于政府主導的資產處置很滿意,“不久前還有房子被拍賣掉了”。

林衛平認為,真正妨礙資產處置的人是吳永正。

這或許是緣于吳永正對資產處置提出的兩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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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正所堅持的“程序正義”

吳永正提出的第一個前提,是東陽公安要把他們扣押的本色集團賬本還回來。“有了賬本才能列出資產清單,才能知道價值多少錢。”

事實上,東陽市政府曾對吳英名下部分資產進行過處置,吳英方面對此并不滿意,認為導致其資產縮水。

吳英從獄中寄出的書信表達了對財產評估結果的不滿:“這是怎樣的評估……音箱,1只,30元(那可是日本東芝音箱,價格在3000元);服裝,5313件,129625元(均價為24元,可是衣服的進價為200~500元不等,為什么只有24元的評估價,那可都是新衣服);鞋,62雙,1240元(均價為20元,可是鞋子的進價也是200~300元不等,為什么只有20元的評估價?)……”

吳永正提出的第二個前提,是處置資產的主體必須符合法律程序。

在他看來,無論是東陽市政府還是東陽公安,都無權拍賣資產,“處置主體必須是法院。”

有長時間關注吳英案的人士認為,法院方面并不愿接手資產處置這個“燙手山芋”,而且處置這樣規模的資產,需要很強的協調組織能力,政府顯然在這方面能力更強。

但吳永正對于程序正義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在資產處置的主體問題上堅決不讓步。他多次跟記者說:“我只相信法律,如果法律不公正,吳英早就被槍斃了。”

藺文財曾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透露:“先通過行政訴訟推動資產評估和處置,如得出資產大于債務的結論,再申請重新審判吳英案。”

吳英方面認為,東陽市政府2007年發布的《東陽市人民政府關于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有關事宜的公告》指示東陽市公安局驅散本色集團員工,查封、扣押本色集團財產、營業執照及公章,既未向檢察機關依法移送,又未及時返還,導致其無法參加年檢而被吊銷營業執照;東陽市政府以公告方式非法干預公安機關辦案,東陽市公安局超越法律授權扣押本色集團財產拒不隨卷移送及拒不返還其營業執照和公章行為違法,侵害其合法權益。

在這一思路下,2015年5月,吳英就相關事宜行政起訴東陽市政府,此后被金華市中院及浙江省高院兩次駁回,不予立案。2016年11月22日,吳英方面向最高院遞交了相關行政申請再審訴訟材料。2018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行政裁定書,駁回再審申請,不予立案。

這是吳永正不愿看到的結果。

盡管吳英資產已有過一些拍賣,林衛平對政府主導的處置又較為滿意,但他當下也很難高興起來。“幾次拍賣之后,我確實還沒收到過錢,所以也沒法還錢給我的債權人。”林衛平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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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案時間軸:

2007年2月7日

億萬富姐吳英被東陽警方控制。

2007年3月16日

吳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逮捕。

2009年12月18日

金華市中院以集資詐騙罪一審判處吳英死刑。

2010年1月

吳英提起上訴。

2011年4月7日

浙江省高院開始二審吳英案。

2012年1月18日

浙江省高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報最高院核準。

2012年4月20日

最高院未核準吳英死刑,該案發回浙江省高院重審。

2012年5月21日

浙江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吳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2013年11月2日

東陽市政府首度對外通報吳英案相關資產處置情況。

2014年7月11日

吳英死緩減刑案開庭,浙江省高院判決吳英由死緩減刑為無期。

2014年7月29日、30日

吳英案代理人藺文財涉嫌誣告陷害罪,吳英父親吳永正涉嫌誣告陷害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收益罪,先后被東陽市公安局刑拘。

2014年9月4日

東陽市檢察院對吳永正及藺文財作出不批捕決定。

2018年1月26日

就吳英及其名下本色集團起訴東陽市政府一事,最高院派員到浙江省高院舉行立案再審聽證會。

2018年3月23日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浙江省女子監獄公開審理吳英減刑一案,并當庭作出裁定:將罪犯吳英的刑罰減為有期徒刑25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2018年5月3日

就吳英及其名下本色集團起訴東陽市政府一事,最高人民法院下發行政裁定書,駁回再審申請。

資料來源: 公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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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胡巍 | 北京報道

責編:周琦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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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 ?本周關注

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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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I ??拆掉有證的,蓋起沒證的

—— 吉林農安棚改強拆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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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安縣古城街四期棚戶區改造項目現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曹煦 攝)

高樓大廈環繞,幾處破舊平房格外顯眼,從高處望下,就像是城市森林中的一塊傷疤。

這是8月30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吉林省長春市農安縣古城街四期棚戶區改造地塊看到的場景。當拆遷后新建的商品房小區已經開始出售之際,有幾戶人家仍然沒有搬離。

舉目皆是鋼筋水泥,站在自己一地狼藉的房子前,昔日的四鄰已成一片瓦礫,史艷軍說:“把有房照(房本)的強拆了,蓋了一堆沒房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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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戶:補償協議尚未達成,房卻被拆了

2006年5月和10月,史艷軍分別從個人手中購買了兩處古城街地段的房產,據她介紹,兩處房屋此后相繼用于冷庫經營。

2015年10月,農安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開始對古城街四期棚戶區改造區域啟動征收工作。

據了解,該區域東至古城街,西至雅仕居,南至紳士花園,北至掛面廠石頭道,涉及超過300戶居民,史艷軍的兩處房產在被征收范圍內。

2015年12月11日,由長春某房地產評估公司出具的《農安縣房屋征收補償分戶評估報告》中,史艷軍的兩處房屋其中一套評估單號為225號,主房建筑面積72.46平方米;另一套評估單號為101號,主房建筑面積41.75平方米。采用市場法評估,評估單價均為每平方米2581元。

對此評估價格,史艷軍不認同。此后近兩年時間里,史艷軍的女兒先后6次去縣征收辦商談補償事宜,始終沒有達成補償協議,主要原因是在對房產是否用于經營活動的認定上,業主和政府之間存在分歧。

史艷軍稱其兩處房屋在2010年由住宅改為經營性保險冷凍庫且依法取得工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且有納稅記錄,每處房屋年收入均在5萬元以上,應按收益法評估補償價格。《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近日在采訪縣征收辦時,一位負責人則說:“經過核查,這兩處房產沒有走過字(用電),不能認定為經營用房。”

那么,市場法與收益法兩種評估補償價格的方式有哪些差異?

住建部2011年發布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評估辦法》第13條規定:注冊房地產估價師應當根據評估對象和當地房地產市場狀況,對市場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設開發法等評估方法進行適用性分析后,選用其中一種或者多種方法對被征收房屋價值進行評估。

其中明確規定:被征收房屋的類似房地產有交易的,應當選用市場法評估;被征收房屋或者其類似房地產有經濟收益的,應當選用收益法評估;被征收房屋是在建工程的,應當選用假設開發法評估。

史艷軍說,在雙方還未就補償協議達成一致時,2017年5月,紳士花園四期項目在她的225號房屋所在地塊開始施工;2017年7月,君悅華府項目在其101號房屋所在地塊開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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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處看,史艷軍的101號房屋(圖中二層建筑)矗立在高樓的環繞中。(《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曹煦 攝)

史艷軍101號房屋的鄰居別順住在這里近20年了,他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回憶稱:從2016年7月起,這一片區就開始斷水斷電。當水電缺失、四周已被建筑工地包圍時,像別順這樣的居民們開始陸續搬離,剩下的平房越來越少。

2017年9月23日下午,史艷軍發現,自己編號為225的房子已是一片瓦礫。“前幾天還好好的,突然就沒了。”

隨后,史艷軍和家人第一時間報警,“警察出警后做了筆錄、照了相,然后就走了,再無音訊。”她的親屬立刻又找到縣征收辦,工作人員的反饋是讓其報警。

今年8月30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向前述農安縣征收辦負責人求證此事,該負責人說:“(居民)如果認為被強拆了,可以報警。”

但史艷軍表示,自己曾在第一時間報警,但之后就再無音訊。

2017年底,225號房屋所在地塊已建起一片新樓。

史艷軍曾經的房屋所在位置,現在是紳士花園其中一棟樓的單元門。“最令我們心寒的,是至今沒有達成補償協議,也沒給我家送達補償決定,沒有任何手續就被拆了。”史艷軍說。

而另一處101號房屋則和旁邊的幾處破舊平房在一起,孤單地矗立在君悅華府小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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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商品房:“五證”不全,辦不了產權證

在這塊還沒有完成拆遷的土地上便開始興建并已經銷售的小區君悅華府,它的手續是否齊全?

8月30日,記者來到農安縣不動產登記中心,詢問君悅華府項目能否辦理房產證。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君悅華府目前辦不了產權證,因為還沒備案,沒收到這個項目的‘五證’。”

8月31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隨一位買房人來到君悅華府,在銷售人員的陪同下參觀了幾處不同戶型的房子,從樓上往下看,史艷軍的101號房屋和周圍的幾處平房十分顯眼。銷售人員表示,那里以后要建一個社區農貿市場,明年8月就建成了。

記者了解到,該項目目前還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但銷售人員說:今年年底就可以辦下來房產證。

在提出買房意向后,一位銷售代理公司負責人卻回答稱,“目前只收定金1萬元,還不能收全款,想交全款也沒法收。” 

一個已蓋成在售的小區,緣何將全款客戶拒之門外?該銷售代理公司負責人解釋說:“目前拿到鑰匙在裝修的,都是開發商的頂賬房(抵債房);對外銷售的,還要等手續。”

8月31日當天,《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又來到農安縣國土資源局,一位副局長接待了記者,當記者詢問君悅華府項目是否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時,該副局長在請示局長后拒絕了記者的采訪。

房地產開發項目的“五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筑工程施工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中,《國有土地使用證》是前置的一道政府許可,直接關系著其他幾個證件的辦理。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閑置土地處置辦法》第21條規定: 市、縣國土資源主管部門供應土地應當符合下列要求:土地權利清晰;安置補償落實到位;沒有法律經濟糾紛;地塊位置、使用性質、容積率等規劃條件明確;具備動工開發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條件。

這是否意味著君悅華府所在地塊目前的狀況,并不符合國土部門供應土地的條件?一位不愿具名的農安房地產行業人士對記者說:如果辦了土地證,那么在沒有“凈地出讓”的情況下是怎么辦的證?如果沒辦土地證,開發商沒有任何手續就建完樓開始賣了?“現在政府是兩難,怎么都說不過去。”

據了解,君悅華府項目的開發商為吉林省鴻瑞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此前在農安縣開發過黃龍家園一期至四期項目。

據前述農安房地產行業人士介紹,在農安縣,未批先建并非個案,這也導致很多樓盤辦不了房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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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10年未安置,補償標準受質疑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農安采訪期間發現,涉及棚改拆遷的爭議并非個案。

農安縣寶塔街北段西側的拆遷戶高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的房子在2008年便被拆遷,至今已有10年,仍未回遷,其間包括高峰在內的多位拆遷戶數次找到開發商和農安縣政府,始終未果。“我們這些拆遷戶投親靠友、租房借房安排自己的生活,居無定所,等到今天足足10年,仍然看不到希望!”

記者在這塊曾經的棚戶區看到,半人高的雜草遍布在早已夷為平地的現場,雨后的土路一片泥濘。環顧四周,這里已被樓房和馬路包圍。

而在一街之隔的馬路對面,寶塔街北段東側公安局家屬樓旁的棚戶區改造地塊,曾經在2010年發生過100多人凌晨強拆民房事件。當年10月27日凌晨1時,開發企業聯系糾集了100多名社會人員,對這里的6戶平房進行強行拆遷并打傷多位居民,警方隨后刑事拘留了多名違法拆遷人員。

事隔多年后,發生在農安的棚改強拆似乎并未停止。古城街2號地塊的原居民李忠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2017年8月21日,包括他家在內的8戶居民房屋被強行拆除。62歲的李忠軍回憶說:“2017年8月17號縣征收辦發通知,我的房子在施工紅線范圍內要拆除;8月20號找我談判沒談攏;8月21號就把房子推了。”

此后有關部門為他租了一套房屋作為過渡安置至今,關于回遷方案一直沒有下文。一年多來,多次信訪無望的李忠軍開始自學與拆遷、征地有關的法律法規,準備走司法程序。

而最受棚戶區居民爭議的一個焦點是征收補償金額。

多位古城街區域的棚改居民向記者提供的《農安縣房屋征收補償分戶評估報告》均顯示,其被征收房屋的評估單價為每平方米2600元左右。

而據記者在棚改區域周邊的多個商品房小區走訪了解,幾乎所有的商品房在售房價都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 

2011年1月發布施行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19條規定:對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

農安縣人民政府在2017年10月10日出具的一份針對某棚改居民起訴的答辯文書則稱:《條例》(指《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19條規定中的類似房地產是指與被征收房屋類似的房地產,而非新建的商品樓,要求按照周邊商品房屋確定其房屋價格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幾乎所有的受訪居民都對評估單價的來源和依據表示質疑。

那么,2581元是如何算出的?前述農安縣征收辦負責人并未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正面回應。他說,各市縣根據實際情況都有不同的政策,總體都是遵循國務院590號令(指《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結合當地經濟收入、房價、征收房屋建成時間、土地出讓價格等因素制定的。

農安縣棚改拆遷在當地引發諸多爭議已有不短的時間。在實地采訪中,有當地居民還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透露了一條看似與此無關的官員消息:5月8日,長春市紀委監委稱,農安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李鳳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多位農安官場人士對記者表示,李鳳良長期分管縣住建、國土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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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督查直指長春棚改亂象

此前,農安縣的房屋征收工作還被長春市有關機構視為起到了“榜樣作用”。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檢索公開資料發現,2017年3月22日,長春市征收工作領導小組一行到農安縣調研征地拆遷及棚戶區改造工作時,當時還在任的常務副縣長李鳳良表示,棚戶區改造及征地拆遷拆違工作難度大、任務重,希望能與全市各縣(市、區)加強交流、分享經驗,共同促進本地區及全市經濟社會平穩快速發展。

調研組一行則認為,農安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房屋征收工作,補償措施公開公平公正,思路清晰、程序規范,成效明顯、值得推廣,對全市房屋征收工作起到了榜樣作用。

不過,日前,國務院第七督查組在長春市督查期間,接到群眾反映稱,多處棚改項目存在多年無法回遷安置、無法辦理房屋產權證等問題。

據央視報道,8月底,督查組來到長春二道區東站街道的棚戶區。這片早在2011年就已經被拆遷的棚戶區,曾是東新地塊棚戶區改造項目,從2011年至2013年間,這里的居民與當時的長春市二道區建設局,也就是現在的區住建局,簽訂了征收補償安置協議書。如今8年已經過去,500多戶沒有回遷的居民依舊無家可歸。

沒有回遷的居民想早日回遷,而已經回遷的居民也面臨著不少問題。據央視暗訪報道,督查組在長春市二道區德輝挪威小鎮一期,了解到這里的幾千戶居民也沒有房產證。這個2009年棚改回遷的小區,至今沒有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但二期工程卻正在大興土木。盡管二期工程曾先后兩次被規劃部門處以數百萬元罰款,但違規建設并未停止。相當于房屋“準生證”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缺失,意味著房子即便建好,也無法取得房產證。

8月28日,督查組約談了長春市以及在督查中發現棚改回遷問題的二道區、綠園區相關負責人和群眾代表。就督查中發現的棚戶區改造回遷的一些問題,督查組要求長春市相關部門立行立改,展開全面排查。明確將此次暗訪中發現的棚改問題一督到底,要求長春市政府定期匯報工作情況。

9月5日,長春市政府召開新聞通氣會。長春市副市長周賀介紹稱,長春市政府已經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長牽頭,房地、建委、國土、信訪等部門主要負責人,各相關城區政府主要負責人參加的解決棚改問題專項工作領導小組,并責成各城區和市直相關部門第一時間組織人員,針對存在的問題全方位開展排查,制定整改措施,全力解決各項歷史遺留問題。此外,長春市決定開通棚改問題投訴專線,并在全市范圍內開展“大接訪”活動,回應百姓關切。

周賀同時表示,長春市、區兩級政府將進一步加大對參與棚改項目開發企業的監管力度,督促企業履行主體責任,確保棚改問題及時解決;將拒不履行義務的開發企業列入“失信”黑名單,進行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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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吉林長春農安報道

責編:陳惟杉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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